第12节

　　“我想请您帮个忙。您看，旗袍这东西可能有什么象征意义。您能通过贵协会成员收集一些相关信息吗？比如说向全国各地的分会发一个相关内容的传真什么的。任何相关线索对我们破案都会大有帮助的。”
　　“没问题，我回头就去联系所有认识的人。不过陈队长，谁没见过旗袍啊？电影电视里、现实生活中，到处都是啊。”电话那头话音里带着疑惑。
　　“本案的旗袍有三点不寻常之处。第一，你可能也从报纸上读到了，这旗袍是纯手工高档货，却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款式；第二，死者穿着旗袍却光着脚；第三，死者也许与花坛和公园之类的场所有某种联系。”
　　“这样就能缩小范围了，”王主席说道，“我会让我的秘书联系各省分会，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什么啊。”
　　“非常感谢您的帮助。我知道您为了帮我要多费心了，王主席。”陈超答谢道。
　　“你也帮过我啊，就像上一次。”
　　陈超心想，这次跟上次可不一样，这次是要命的大事。
　　正当他挂断电话打算点支香烟的时候，于光明进了咖啡厅，大步流星地走过来。
　　“这地方挺清静啊，头儿。”于光明发现他们俩是休闲区仅有的顾客。
　　“有进展吗？”陈超一边问，一边把菜单递给他的搭档，“居委会那边有动静吗？”
　　“没有。没啥有价值的线索。”
　　这时一位女服务员来到桌前，好奇地看着两个人。于光明立刻板起面孔，一头乱发配上他那身棉制服，再加上脚上那双蒙尘的鞋子，活脱脱一副滑稽模样。他向对面的陈超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而上身穿黑色夹克衫、下身穿卡其布裤子、身边放着一个皮夹的陈超倒更像是个来喝咖啡的普通顾客。之前那对年轻情侣起身准备离开，估计是被刚进来的警官打扰到了。
　　“来杯茶吧。”于光明把服务员打发走之后对陈超笑道，“老大，我还是喝不来咖啡啊。”
　　“我猜居委会也查不出什么新东西，”陈超说道，“凶手在那些公共场所成功抛尸两次都没被看到，就别指望他的邻居能目击到什么了。”
　　“廖国昌认为凶手应该有车库，可李书记反对普查全城的车库。”
　　“不，我觉得凶手没有车库照样可以作案。”
　　“哦对了，第二名受害者的身份查到了，叫乔春燕。是个坐台女，经常在明河饭店做活。”
　　“三陪小姐？”
　　“没错，她就指望那个活着，也因那个而死。”于光明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屑。
　　其实他也不必多说。三陪小姐是个新名词，也是个新职业。所谓三陪，就是陪吃陪唱陪跳舞。虽然色情业在中国不合法，但总有人在各种掩护之下继续从事着这一行当。三陪小姐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。法律并未禁止年轻姑娘陪客人唱歌跳舞吃饭，即便有进一步“服务”，有关当局一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然而干这一行的姑娘们也要面对许多危险，其中也包括面对变态杀人犯。
　　“就是说两名死者都从事社会最底层职业。”陈超若有所思地说。
　　“廖国昌有些新的想法。他认为凶手可能对这类女子怀恨在心，所以才搞出这样的连环杀人案。”于光明说道，“不过说句实话，我真没觉得这两名死者有什么联系。第二名死者可能是因为她自己的职业才碰到凶手的，可第一名死者不是这样的啊。”
　　“是啊，那个田陌你也调查得很清楚了。”
　　“她就是个宾馆打杂的，又不是三陪小姐。据我调查到的，她是个勤快的姑娘，为人正派。她是在宾馆的食堂帮忙不假。你想啊，大款和三陪们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吃饭。如果她做那种见不得人的皮肉买卖，又怎么会混在那种低档宾馆呢？”
　　“我同意你说的。那你觉得两名死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？”陈超问道。
　　“关于她们之间的共同点，我列了一个表。”于光明边说边拿出一页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，“大部分廖队长已经调查过了。”
　　“我看看。”说着，陈超接过那张纸。上面写着：
　　1.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姑娘，未婚，家境贫寒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从事低收入职业，可能涉足一些不道德行业。
　　2.身穿精美高档红色旗袍，开衩被撕破，未系纽扣。裸露胸部和大腿，姿势淫秽。未穿任何内衣，不符合正常旗袍服装搭配规则。
　　3.赤足。乔春燕脚指甲涂有红色指甲油，田陌没有。
　　4.两者都未真正遭受性侵犯。虽然田陌身上有挣扎时留下的伤痕，但没有检出精液痕迹，而乔春燕身上没有性侵犯导致的伤痕；田陌的尸身曾被清洗，而乔春燕的没有。
　　5.抛尸地点均为公共场所。凶手抛尸时非常冒险，要想做到不被发现难度很大。
　　“你那有没有更多关于她们身份和生活背景的照片？”陈超问道。
　　“有，主要是乔春燕的。她似乎很爱照相。”
　　“给我看看。”
　　于光明拿出一些照片，在桌上摆成一排。
　　陈超认真地观看着每一张照片，就像是一位挑选良辰吉日的媒婆。也许是巧合，他发现这两个姑娘各自都有一张夏天在人民广场拍的照片。田陌穿了一条白色棉布裙子，而乔春燕穿的是黄色紧身背心和牛仔裤。陈超把这两张照片摆在一起，看上去田陌个子更高一些，也更苗条。
　　“老于，你发现她们身材上的差别了吗？”他盯着这些照片问道。
　　于光明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　　陈超找出两处案发现场的照片，放在两名死者在人民广场拍摄的照片下面。
　　“按照沈文昌的说法，好旗袍都是专门量身定做并贴身剪裁的，只有那样才能勾勒出女性的完美曲线。你看这两处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，这两件旗袍都挺贴身的。我们应该分别量一量这两件旗袍，看看尺寸上有没有区别。”
　　“我会的，”于光明说，“可即便有区别那又能说明什么……”
　　“说明凶手有许多类似这样昂贵的老式旗袍。颜色、面料和款式都一样，唯独尺寸可以选择。”陈超解释道。
　　“也许是因为他爱着或是恨着谁才弄了这些旗袍吧，可为什么要做成不同尺寸呢？”
　　“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，”陈超说道，“这些旗袍至少在八十年代应该就已经做好了，样子参照的是更早些年的款式。做好之后这么多年一直都被凶手秘密收藏着，直到两周之前第一次作案才拿出来用。”
　　“他干吗要等这么久？”
　　“不知道，不过这大概能解释咱们为什么在旗袍上找不到任何线索。它们实在太古老了。八十年代初旗袍还没时兴回来呢，更别说批量生产了。这些旗袍估计都是一个裁缝做的，他也许已经退休了，也许回乡下老家了，也许都已经过世了。”
　　“对，佩琴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如果这些旗袍是‘文化大革命’时期制作的，我打赌那个时代肯定没人会穿。佩琴说她只记得王光美穿过，还只是从照片上看到的，好像在受批斗。”于光明说道。
　　“那时候旗袍就像是一种罪证。局里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？”陈超问道。
　　“老廖坚持从物证入手。小周的看法我跟你说了没有？他觉得这案子是冲着满族人去的，到现在他还在局里宣传他这没头没脑的理论呢。”